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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型公共自行車系統（YouBike）在台北市的發展如何可能？本研究採用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分析取徑，透過追隨網絡裡人與非人行動者的實作軌跡，攤開YouBike自民國98年至今將近7年的網絡鋪陳，並重新檢視YouBike網絡發生轉變的三個關鍵時刻：技術移轉、重新組裝與創造市場。首先，地方政府作為早期關鍵行動者，藉由一連串的轉譯（translate）工作將全球性的問題化作台北市的問題，從而位移（displace）市場、政府與業界的力量，讓YouBike成為問題的唯一解方。而後信義區試營運時期，捷安特重新配置他方（台北市早期河濱與他國）的公共自行車技術要件，展現出技術自由連結（free association）的特性。最後本文主張，民國101年擴大營運後YouBike所經歷的劇烈轉折，乃因其以專業／業餘市場區分，取代了自行車市場既有的通勤／休閒定位，甚至影響到一般販賣低階車款的自行車零售商。從移轉他方知識，到成為全球公共自行車系統典範之一，YouBike案例亦讓我們看見台灣以代工起家的技術能力創新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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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嘗試以漢人傳統住宅格局與漢人傳統意識形態「異化」形式的中心──公媽廳，於戰後住宅格局的移轉觀察，重訪臺灣城鄉發展歷程中，住宅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張力。藉此局部重寫臺灣住宅的社會文化史，並反映既有臺灣建築史書寫的侷限。為此，研究者彙整官方檔案、書籍報刊，佐以家戶親屬深入訪談和測繪，檢視現代性降臨臺灣之後，公媽廳於日治時期、戰後土地改革、現代農宅運動、工農轉型等歷史進程中的角色。接著，本研究部份接續人類學者P. Steven Sangren，視漢人傳統意識形態為一種扭曲真實生產力來源，卻又具社會生活整合和再生產能力的特殊「異化」觀點，擴展一種以漢人傳統意識形態與住宅格局為物質基礎的辯證式分析架構。據此，本研究提出兩項發現：第一項稱作家屋象徵秩序的「安全閥」，是一種源自傳統和現代格局相互衝突的實作方式。家戶為了縫補斷裂的家屋象徵秩序，必須倚靠現代結構系統，來修正現代住宅格局的錯誤，以含納具有人倫位序和特殊時空觀念的傳統住宅格局生產模式，調解祖先難以名狀的庇蔭與作祟。它牽涉大家庭成員持續擴充，最後因衝突或家戶長逝世而分家裂解的不穩定形式，包括理想大家庭的一體性象徵，以及興建夫妻房、分灶、分香等漢人傳統代際程序。
第二項發現，則鑲嵌在漢人男性必須娶妻生子的先天義務之中，這成為傳統意識形態和現代住宅格局逐漸分離的基礎，是一種量變到質變。家戶掌權者雖依循舊俗興建夫妻房來接納子代家庭，卻因為新的小家庭親屬關係，及其對應的新理想住居形式的出現，而不得不與祖先信仰進行更深刻的磨合，以求兒子們能娶到浸潤於現代性許久，且不在自身祖先掌控範圍內的其他家族女性。在這個過程中，現代住宅格局逐漸獲得正當性，呈現出女性在家庭社會關係的推動力量，以及小家庭脫離宗族之後，女主人地位的提升，和以照顧孩子為主的家屋選擇模式。這趟從傳統邁向現代的過程，除了涉及意識形態、物質生活以及家屋生產的不等速變遷，家戶的社會階級位置、性別差異，其實都會造成局部現代性進程的超前或滯後。這種差異化的不等速「楔形」轉變，和工業化、城市化等快速變遷的外部日常生活形式息息相關，並體現為本研究所探討的住宅形式與室內格局，及涵納其中的家庭社會關係。公媽廳藉由個人真實社會位置及其想像關係的落差，再現為複雜糾結的住宅格局處置型態，體現了傳統意識形態再生產和異化時的痛苦與掙扎。以公媽廳為核心的臺灣漢人住居探究，說明了臺灣人崎嶇往復且分歧多樣的異質姿態，並間接拼湊了以臺灣主體為名的現代性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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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特定社會議題發展成公開的、全國性的集體抗爭，如何可能」之核心疑問，本研究嘗試回答：在失獨議題中，群體凝聚力從何而來，他們集體現身的過程與機制為何？以及，他們的集體抗爭如何避免落入區域化、碎片化，而全國串聯？本研究從個人到團體到群體，從敘事到認同到行動，這兩條軸線分析失獨議題——從生命經驗到公共政治的社會過程，提出在當代中國，傳統家本位（文化）如何作為道德價值，在集體抗爭中發揮關鍵作用。
本研究的方法包括：參與觀察2個月的實際蹲點和6個月的騰訊QQ群、深度訪談24個失獨父母，以及文本與政策分析。
本研究的發現是：一、傳統中國之家本位文化作為一種道德價值，在社會關係的差序格局中形成集體力量，導致失獨父母從外圈層到內圈層，逐漸脫離其社會連帶，被主流價值及社會關係排除，被邊緣化和污名化；二、被社會排除的失獨父母，借用家本位文化的資源和工具進行動員和抗爭，反轉該議題，以確立對抗國家的正當性，並以集體名義重建其社會位置；三、本研究藉由三個不同機制的轉變——從個人（悲劇命運）層次的「哭」訴，到集體（抱團取暖）層次的「哭」訴，到群體（道德抗爭）層次的「哭」訴，以分析從生命經驗到公共政治的社會過程。
本研究的貢獻是：一、補足以失獨父母為主體的社會學研究，回答威權中國群體凝聚力從何而來，或威權中國產生抗爭性的社會群體如何可能；二、解開文化價值與集體抗爭之間的連結機制，並指出失獨議題的關鍵，即一胎化政策背後國家和民眾之間張力和衝突的來源——家本位文化。
本研究的理論意涵是：一、極權主義下的社會排除：社會主義權力的道德化和傳統文化權力的道德化，疊加形成的排除力量，將失獨父母群體打造成專制政權國家主義的受害者；二、威權社會的集體抗爭：家本位文化在中國社會的正當性，不僅是同命人群體凝聚力的來源——共享道德、情感，價值，或精神意義的名義，也是其集體抗爭得以實現全國性串聯的根源。
 

指導教授	學位	校系	姓名	論文題目	權利
熊瑞梅	碩士論文佳作獎	國立政治大學	劉卓林	轉型期中國的單位制度因素對社會資本	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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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中研院主題計畫「社會資本的建構與效應」中，2004年至2007年兩期中國城市居民資料為研究樣本，檢視了人力資本、政治資本，以及「單位」這一中國特有的制度因素，在轉型期中國，會如何影響當代社會的個人社會資本取得與社會網絡關係的建構。
首先，本文從林南的社會資本理論出發，闡述了個人的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在轉型期中國如何依賴於社會制度效果。
其次，借鑒市場轉型理論的爭論，本研究聚焦在轉型期中國的單位制度因素,在「國家-市場」的不同單位制度光譜上，如何對人力資本與政治資本轉化為個人社會資本的過程產生影響，並提出研究框架：
個人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受人力資本、政治資本與單位制度因素三大機制的共同影響。其中，人力資本、政治資本對社會資本及社會網絡的取得，具有直接的效果，「國家-市場」中不同的單位制度則對這一過程產生調節作用。
經過統計模型檢驗，本研究發現，單位制度因素確實對個人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具有複雜的影響，特別是偏向國家的制度因素在中國市場轉型中依然發揮重要作用，預示著市場轉型中不同種類的制度規則同時存在，並深刻地影響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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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以探討苗栗縣南庄鄉原住民兒童在參與多元文化傳承團體習得文化知能的過程，強調以多元文化的觀點，促發學生能了解文化差異及有優勢的能力去尋找自身文化的特色，並透過團體的歷程開啟學生的文化的認同與文化的創新。本文以質性研究的參與式觀察法的實際進入研究場域，架構出一套研究歷程，並從團體過程的紀錄、與研究者反思進行文本的分析，綜合分析後，研究者發現如下：
傳統的文化課程只提供學生表面的知識，對許多重要的知識並未作深入探討，所以研究者發現教材需要慎選、領導者也要避免掉入文化主流的陷阱，透過多元文化模式的教學方式及連結社區的文化資源及在地文化資產，以及學生在學校習得的文化象徵，能讓學生學習到自我肯定、認同差異及不同文化團體的增能，除可避免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也可以使學生超越文化表面意義的學習，也讓學生家長及社區長輩重視文化傳承的必要性。
研究者也透過團體的歷程學習到多元文化所回應的文化差異，看見了多元文化的互相尊重，故也反思對自身文化不認識就沒有認同，沒有文化的認同就無法達到文化的傳承，研究者透過此篇研究認識了自身及賽夏族的文化，並對自身文化產生認同，做完此篇論文也間接達到文化傳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