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令名｜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從大學就讀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開始，一直到現在任教的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一路上我所處的位置經常會讓人有些摸不著頭緒，不僅僅是因為這些地方的性質各異——理工學科見長的清華大學、新竹科學園區裡盟創科技、被稱為是「南方MIT」的喬治亞理工學院、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國科會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臺灣大學理學院中的地理學系、隸屬於中山醫大醫學院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也是因為我在這些地方始終從事著社會學的學習與研究工作，並且將焦點放在軌道運輸與積體電路這兩項複雜難解的科技系統上。
 

社會學與STS的啟蒙

    在進入清大人社系之前，我完全沒有想到自己會以社會學作為自己的專業，因緣際會進入這個臺灣高等教育跨領域先行者的科系之後，在大一必修的社會學導論以及現代國家與社會中受到了姚人多老師的啟發，開啟了對於社會學的興趣。在姚老師的課程中，透過課堂上有時候近乎挑釁的問答的過程中，我發現社會學提供了一種從個人出發、卻能夠超脫個人經驗、理解社會集體的框架，從而可以重新理解自身在這世界的位置，而這樣來往與個人與結構之間的思考是極其吸引人的。

    而到了大二時，選修了吳泉源老師的科技與社會導論課程，而吳老師對於臺灣中小企業的長期研究對於出身中部傳統產業家庭的我來說，無疑是刷新了理解自身與家族的理解，童年時期所看到、聽到、摸到的工廠內的一切，都有了不同於以往了意義。而後我便加入了吳泉源老師的網球拍產業口述歷史研究團隊，更進一步進入清大社會所，展開研究生的生涯。
 

捷運研究的軌道

    進入清大社會所後，我持續跟著吳泉源老師參與包括積體電路產業口述歷史、科學園區固本精進計畫、原能會核能資訊公開等科技與產業相關研究計畫，因此原來預期自己會選擇產業相關的主題來進行碩士論文研究。然而，在一次的課程作業中，我接觸到了台北捷運相關資料，一方面發現台北捷運似乎是社會科學領域較少碰觸的主題，另外一方面自小就對軌道運輸有濃厚的興趣，於是決定以台北捷運作為研究對象。

    在進行碩士論文研究與寫作的過程中，我發現到台北捷運放在無論是台灣的公共工程、都市空間抑抑或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均是十分特殊的存在。因此我在碩士論文中運用「科技生活形式」（technology as forms of life）與「詮釋彈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的概念，解釋台北捷運的特殊性來自於台灣的捷運捷運技術官僚將捷運系統視為是追求「現代性」與「進步性」的科技系統，因此一方面全力將捷運空間打造成為具有高度秩序與整潔的空間，另外一方面也透過國際顧問將自己打造成為追求技術精準、克服工程與營運複雜性的「捷運人」。在這個研究中，讓我意識到，在科技系統中的每一個零件、設計甚至是文件的細節，都可能隱含著豐富的社會意涵。

    不過，這篇碩士論文不僅有許多疑問是在當時我能力未及無法回答的，也衍生出更多的疑問，例如：在台北捷運初期的工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國際顧問何以有多國人馬在不同的時間介入、參與？台北捷運中可以看到許多設計是來自於不同國際顧問的手筆，而我們應該如何來解讀這種不同設計的並置？帶著這些疑問，我在經過一年的服役與三年在新竹科學園區的工作之後，前往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並以曾任SHOT(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主席的John Krige為指導教授，以冷戰下的跨國科技史（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technology）為觀點來分析包括台北捷運在內的台灣軌道運輸系統。

    在博士論文階段，我發現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局勢是如何形塑臺灣的運輸研究以及在1980年代與90年代建成的臺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與台北捷運。我發現，臺灣的技術官僚與工程師，雖然樂於透過冷戰時期的美國技術援助的脈絡取得專業知識與資源，但是仍然在實踐層次上尋求歐洲與日本的科技與協助，尤其是在1970年代臺美關係進入谷底時。但是到了1980年代，臺美之間的不平衡貿易，使得美國希望以臺灣購買捷運工程的專業服務與產品時，雖然仍然在美國施壓之下更換顧問、開美國標，卻透過各種策略，引進來自歐洲與日本的科技，並且透過科技混生（technological hybridity）的策略，將其整合，也因此台北捷運才會出現各國設計整合拼裝的特性。
 

重回積體電路與產業

    2018年吳泉源老師突然的離世，不僅是對我人生的一大衝擊，也徹底改變了我的研究軌跡。在與師母、史欽泰院長、陳添枝老師等人討論之後，我承接過去吳老師在積體電路產業口述歷史的書面資料，決定在畢業後以臺灣的半導體產業早期發展歷史為研究主題。由於臺灣半導體發展的早期階段與台北捷運是同時進行，加以同樣牽涉到大規模的跨國科技流動，於是我將跨國科技史的觀點引入從RCA計畫開始，到台積電成立的這十五年間的歷史，並且從口述歷史與技術文件中，分析其中的技術選擇以及打造產業的過程。

    而在臺大地理系進行博士後研究期間，我與徐進鈺老師一同加入臺灣荷蘭學者共同組成的跨國研究合作團隊，並且與徐老師一起結合科技史與地理學的概念，討論台積電成立過程中的國族與全球的畫界，在以技術選擇與商業模式的選擇與實踐中，確立了晶圓代工模式如何根植於臺灣，但整合跨國技術、服務全球市場。接下來，我也將持續探求臺灣積體電路產業後續發展的各種模式與策略以及其背後的社會基礎。而在進入中山醫學大學後，身為醫學院編制下的學者，我也開始探索結合科技史與醫療社會學研究的可能性，開拓更多的研究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