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新人發聲／引行田野路：農業社會學研究的歷史與田野／葉守禮
2023-03-02
文 · 葉守禮 逢甲大學創能學院助理教授、世界經濟與產業轉型研究中心主任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2014年，我第一次來到東勢農村，心中充滿震撼與撞擊。
那時學運剛結束，又遭逢改變指導老師和論文主題的撞牆期，徬徨與迷惘，大概就是我最真實的心情寫照。那時我已經升上碩士班四年級，那陣子跟著高承恕老師讀歷史社會學和制度經濟學的經典，因此他提議以這些上課閱讀材料為基礎，針對中國改革開放城鄉轉型問題寫一個「短小精悍」的理論性研究。回想起來，命運真是充滿了趣味和機緣。若是當時我真的一頭栽進中國現代化轉型的研究領域，那大概不是一年兩年可以善了。
話說回來，當我仔細研究歷史社會學方面的經典文獻，注意到不論在西方或中國，城鄉關係結構都影響了日後現代化發展的路徑，遂對農村問題產生了興趣。為了增添一些感性認識，我聯絡上長期在台中東勢社區蹲點的學長，希望去參觀一下「農村」，就這樣誤打誤撞開啟了農業社會學的研究之路。
在我的想像中，台灣農民應當是弱勢、悲情、受壓迫的，同時又承載著令人景仰的鄉土文化，就比如紀錄片《無米樂》中「崑濱伯」的經典形象。誰知東勢是高經濟作物產區，許多農民收入堪比大學教授，栽培技術水平極高。農民暢談農產品國際貿易，台灣市場結構的特性，以及最新的作物品種與栽培技術等，我全部聽不懂。我四處張望，搜尋農民受壓迫、受剝削的證據，但這些「證據」都比不上我內心最真實的衝擊：農民怎麼這麼厲害！？我原以為自己是前往農村分析問題的知識份子，反倒讓農民給我上了一課。
我立刻陷入了困惑，並用心紀錄了寄接梨產業發展的口述歷史。回到東海大學，我將原來的研究構想拋諸腦後，向高老師匯報了田野所見所聞。高老師沈吟一陣，然後說道：這個有意思，我們就研究這個！我也興奮地拍起手來，是的，何必捨近求遠呢？最刺激、最富挑戰研究題材原來在身邊，就在那個似乎我們很關心、其實一無所知的台灣農村中。
就在一張白紙的狀態下，我投入了田野調查，往後十年都沉浸在厚實、多樣、充滿生命力的地方鄉土社會中。回想起來，這一連串偶然的機遇帶來了一些好處，這表示我能不受既有理論典範與專業學術訓練的遮蔽，直接面對最具衝擊性的田野現實，發掘出鮮活有力的在地議題。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我開啟了自己的田野之旅。
讀經典，做田野
還記得我第一次將逐字稿與田野筆記交給高老師時，他只看了幾眼，就退還給我：「守禮，你問太多問題了！」原來高老師看出我太急切想要印證心中假說，訪談過程只要嗅到一點蛛絲馬跡，就不停追問，經常用發問打斷對方的談話。高老師和藹地解釋：「你要學會聆聽，用心體會，嘗試進入農民的生活世界，感受他們的點點滴滴、歡喜悲愁。否則，你只是在驗證自己原先的想法，只是不斷在重複你自己！」
這給我很大的震撼，並使我學會放下理論分析的傲慢，敞開心胸體會台灣農村的生命與複雜。於是我不再焦慮於如何「做研究」或「套理論」，而是成為一個充滿好奇心的純粹學習者，悠遊於鄉村之間，運用總體性的眼光，嘗試去瞭解先前完全不懂的新鮮事物。態度和出發點不同，收穫也完全不同。就撰寫碩士論文而言，這樣好像繞了遠路，但反而讓我能在短時間內大量收穫新鮮、有趣、真實的田野題材，而不是一開始就把自己限縮在一兩個學術研究的焦點。
從現象出發，不代表田野調查只能停留在瑣碎的事實層次。在東海社會學研究所的訓練中，我們重視理論經典的基本功夫，以及東西方文明歷史脈絡的交錯與差異，這鼓勵我們不停留在「應用理論／驗證理論」的層次，而是透過歷史脈絡與理論思考的反覆對話，標誌對於在地現象複雜性的獨特理解。
敏銳的理論思考，可以提升我們對於田野現象的想像與洞察。同樣地，田野經驗也可以回過頭來協助我們更進一步瞭解理論的歷史與社會意涵。誠如懸掛在高老師書房上的對聯：「通論聖賢書而善善理；引行田野路以明明學。」在東勢，我看見了迥異於西方古典理論所描述的鄉土社會，同時也看到了現代資本主義對於鄉土社會的穿透與支配。在這幅具有高度張力的畫面中，我非常興奮地不斷思考，究竟應該如何理解當代台灣農村？
尋求典範轉移：聚焦於多樣性水果與園藝作物
黃宗智的著作給予我很大的啟發，他通過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的典範轉移概念，探討理論預設如何遮蔽了研究者的視線，在自己設定的概念框架中打轉。黃宗智建議，我們應該從「悖論性事實」出發，選取那些受過去研究典範排除的「殘餘現象」，做為挑戰研究典範的起始點。
在我看來，東勢的多樣化水果經濟，就是這樣一種悖論性事實與殘餘現象。在現代化意識形態與「以農養工」的研究典範中，大多數農村研究都以糧食作物（以及甘蔗）為主軸線，水果產業是相對受忽視、次要的環節。然而，台灣水果產業的產量與產值實際上早在1980年代超越了水稻。這一個普遍受研究者忽視的顯著歷史現象，給予我機會提出不一樣的解讀。此外，果農的社會性質也是爭議焦點，許多研究者把果農描述為商業投機氣息濃厚的農業企業家，我則同意楊弘任的觀點，多樣化水果經濟應是傳統小農經濟具有創造力的現代轉化。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2014年，我第一次來到東勢農村，心中充滿震撼與撞擊。
那時學運剛結束，又遭逢改變指導老師和論文主題的撞牆期，徬徨與迷惘，大概就是我最真實的心情寫照。那時我已經升上碩士班四年級，那陣子跟著高承恕老師讀歷史社會學和制度經濟學的經典，因此他提議以這些上課閱讀材料為基礎，針對中國改革開放城鄉轉型問題寫一個「短小精悍」的理論性研究。回想起來，命運真是充滿了趣味和機緣。若是當時我真的一頭栽進中國現代化轉型的研究領域，那大概不是一年兩年可以善了。
話說回來，當我仔細研究歷史社會學方面的經典文獻，注意到不論在西方或中國，城鄉關係結構都影響了日後現代化發展的路徑，遂對農村問題產生了興趣。為了增添一些感性認識，我聯絡上長期在台中東勢社區蹲點的學長，希望去參觀一下「農村」，就這樣誤打誤撞開啟了農業社會學的研究之路。
在我的想像中，台灣農民應當是弱勢、悲情、受壓迫的，同時又承載著令人景仰的鄉土文化，就比如紀錄片《無米樂》中「崑濱伯」的經典形象。誰知東勢是高經濟作物產區，許多農民收入堪比大學教授，栽培技術水平極高。農民暢談農產品國際貿易，台灣市場結構的特性，以及最新的作物品種與栽培技術等，我全部聽不懂。我四處張望，搜尋農民受壓迫、受剝削的證據，但這些「證據」都比不上我內心最真實的衝擊：農民怎麼這麼厲害！？我原以為自己是前往農村分析問題的知識份子，反倒讓農民給我上了一課。
我立刻陷入了困惑，並用心紀錄了寄接梨產業發展的口述歷史。回到東海大學，我將原來的研究構想拋諸腦後，向高老師匯報了田野所見所聞。高老師沈吟一陣，然後說道：這個有意思，我們就研究這個！我也興奮地拍起手來，是的，何必捨近求遠呢？最刺激、最富挑戰研究題材原來在身邊，就在那個似乎我們很關心、其實一無所知的台灣農村中。
就在一張白紙的狀態下，我投入了田野調查，往後十年都沉浸在厚實、多樣、充滿生命力的地方鄉土社會中。回想起來，這一連串偶然的機遇帶來了一些好處，這表示我能不受既有理論典範與專業學術訓練的遮蔽，直接面對最具衝擊性的田野現實，發掘出鮮活有力的在地議題。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我開啟了自己的田野之旅。
讀經典，做田野
還記得我第一次將逐字稿與田野筆記交給高老師時，他只看了幾眼，就退還給我：「守禮，你問太多問題了！」原來高老師看出我太急切想要印證心中假說，訪談過程只要嗅到一點蛛絲馬跡，就不停追問，經常用發問打斷對方的談話。高老師和藹地解釋：「你要學會聆聽，用心體會，嘗試進入農民的生活世界，感受他們的點點滴滴、歡喜悲愁。否則，你只是在驗證自己原先的想法，只是不斷在重複你自己！」
這給我很大的震撼，並使我學會放下理論分析的傲慢，敞開心胸體會台灣農村的生命與複雜。於是我不再焦慮於如何「做研究」或「套理論」，而是成為一個充滿好奇心的純粹學習者，悠遊於鄉村之間，運用總體性的眼光，嘗試去瞭解先前完全不懂的新鮮事物。態度和出發點不同，收穫也完全不同。就撰寫碩士論文而言，這樣好像繞了遠路，但反而讓我能在短時間內大量收穫新鮮、有趣、真實的田野題材，而不是一開始就把自己限縮在一兩個學術研究的焦點。
從現象出發，不代表田野調查只能停留在瑣碎的事實層次。在東海社會學研究所的訓練中，我們重視理論經典的基本功夫，以及東西方文明歷史脈絡的交錯與差異，這鼓勵我們不停留在「應用理論／驗證理論」的層次，而是透過歷史脈絡與理論思考的反覆對話，標誌對於在地現象複雜性的獨特理解。
敏銳的理論思考，可以提升我們對於田野現象的想像與洞察。同樣地，田野經驗也可以回過頭來協助我們更進一步瞭解理論的歷史與社會意涵。誠如懸掛在高老師書房上的對聯：「通論聖賢書而善善理；引行田野路以明明學。」在東勢，我看見了迥異於西方古典理論所描述的鄉土社會，同時也看到了現代資本主義對於鄉土社會的穿透與支配。在這幅具有高度張力的畫面中，我非常興奮地不斷思考，究竟應該如何理解當代台灣農村？
尋求典範轉移：聚焦於多樣性水果與園藝作物
黃宗智的著作給予我很大的啟發，他通過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的典範轉移概念，探討理論預設如何遮蔽了研究者的視線，在自己設定的概念框架中打轉。黃宗智建議，我們應該從「悖論性事實」出發，選取那些受過去研究典範排除的「殘餘現象」，做為挑戰研究典範的起始點。
在我看來，東勢的多樣化水果經濟，就是這樣一種悖論性事實與殘餘現象。在現代化意識形態與「以農養工」的研究典範中，大多數農村研究都以糧食作物（以及甘蔗）為主軸線，水果產業是相對受忽視、次要的環節。然而，台灣水果產業的產量與產值實際上早在1980年代超越了水稻。這一個普遍受研究者忽視的顯著歷史現象，給予我機會提出不一樣的解讀。此外，果農的社會性質也是爭議焦點，許多研究者把果農描述為商業投機氣息濃厚的農業企業家，我則同意楊弘任的觀點，多樣化水果經濟應是傳統小農經濟具有創造力的現代轉化。
聚焦於理論經典關於農業商品化的辯論，結合長時段的歷史變遷視野，並竭盡全力刻畫東勢農民的草根生命力，我隔年即完成碩士論文〈小農經濟現代變遷：東勢果農的商品化之路〉，並且獲得三個碩士論文獎項。最令我驚喜的是，這篇碩士論文頗受東勢農民肯定，他們很欣喜終於有人願意深入記錄、解讀在地的故事，於是又積極將我介紹給更多在地人士，拓寬了我後續田野調查的線索。於是我慢慢理解，台灣社會非常渴望能夠引起在地生命經驗共鳴又兼具批判性思考的社會學作品。
世界經濟與地方社會
接下來六年多時間，我繼續拓展田野調查，希望更全面掌握台灣農村的社會經濟狀況。田野調查本身是很孤獨、繁重的工作，但我心念一轉，何不邀請更多同學、朋友同遊，一起分享農村曾經帶給我的碰撞和驚喜呢？於是每隔2至4週，我都會邀請幾位同學去做田野調查。前前後後，大約有30幾位研究生與大學生，曾隨我拜訪各式各樣的地方人士，瞭解不同的農業產業模式與社會文化。我們就這樣開著一台車齡15年的破舊休旅車，奔馳於大中部地區的農村，沿途不斷討論田野觀察與社會學問題，還不忘探訪各式各樣的在地小吃，那真是最青春洋溢、活潑又知性的回憶。
規劃博士論文的過程中，我嘗試將「地方社會」置於畫面的中心。延續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的關懷，我希望把台灣小農經濟放回更加寬闊的歷史、社會與文化脈絡中，並考察現代經濟衝擊下的綿延與轉化。在我們看來，小農經濟與中小企業一樣，都表達了台灣社會某些根深蒂固的特質。而且我很快發現，東勢其實並非孤立的存在，而與鄰近的石岡、新社、和平與卓蘭等鄉鎮緊密聯繫在一起，當地人稱作「山城五鄉鎮」，這是一個具有幾百年歷史的地方社會。從東勢到山城，我想要重新詮釋地方社會網絡對於產業經濟的影響。
但高老師並不滿意這樣的規劃，他老人家大筆一揮，把原先的博士論文題目〈山城農民的經濟世界與多樣性農業〉改為〈世界經濟與山城多樣性農業〉，題目倒轉過來，風景截然不同了。換句話說，高老師期許我有更大的企圖，不僅僅是從地方的角度看農業，更要從世界的角度看地方。這不只是研究議題的轉移，更是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翻轉。對於這樣的調整，我又驚喜，又發愁。我這段時間的累積，全在考察地方農業的發展，雖然能夠瞭解宏觀經濟對於地方農業的影響，但就連基本的研究方法等問題，都還沒有考慮清楚。
需要補充的基本知識太多了，接下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裡，我一邊持續發展田野，同時沉浸在各式各樣的世界史與台灣史文獻中。這才體會，社會學要重拾歷史視野，不僅需要思維與方法的翻轉，更需要極為扎實的閱讀與累積。我曾摸索了數種書寫方式，嘗試展現台灣農村與世界經濟的關係，但都不盡滿意。光是決定論文格局的第一章、第二章，就重寫了五次。在這個過程中，我必須反覆思索歷史、農業與小農的關係，並尋求歷史證據的支持，最難處理的是時間與空間差異的方法論問題。不得不說，高老師開給我一個好大的挑戰！
最後我以商品鏈的斷裂與重組為線索，嘗試說明世界經濟與地方社會的辯證運動，如何反覆重塑山城地區的農村地景與作物面貌，完成了博士論文〈世界經濟與山城農業：長時段中的台灣小農經濟〉。這篇研究回應了山城農民口述歷史最常見的話題，即他們從小大到的生命歷程中，山城農業地景風貌不斷隨著國際局勢與市場結構而改變，既吐露了滄海桑田的無常，又表達了小農家庭堅韌無比的生命力。從比較長的歷史角度來看，不論是水稻、甘蔗、樟腦、檜木、香蕉還是當前的水果產業，地方產業型態不斷隨著外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卻又始終維持著鮮明的地方社會經濟特質。我嘗試向讀者說明，在變與不變之間，山城既是總體台灣農村社會的縮影，又展現出鮮活、獨特的地方色彩。
跨越界限，無比寬闊
博士畢業後，我來到逢甲大學服務，一方面著手推動世界經濟相關的特色課程改革，另方面持續改寫發表先前的研究成果。回首個人的學思歷程，不禁覺得社會學真是有趣！勇敢探索未知的知識前沿，拓寬個人思考與生命的框架，更有眾多師友的相濡以沫、惺惺相惜。從不同的角度認識、理解社會，我們也就找到了改變社會的新可能。我認為「世界經濟」是未來值得繼續推展的題目，社會學想像的魅力終究在於串連個人生命傳記與更大的歷史變遷，絕不能劃地自限、自我限縮。現在我的角色也從學生變成了老師，但願能將社會學的這份自由與寬闊，傳遞給更多年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