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新人發聲／王啟仲
2023-03-02
文 · 王啟仲 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專任助理教授
社會學之旅的起點
我的社會學啟蒙始於大三、大四之際。在那之前，我是聯考時代下的典型產物。國中到大學的多數時刻我經常無心課業，但又因為對家中兄長們抱有競爭心態，加上父母長輩間針對子女課業成就的相互比較，我總在升學前的最後一年臨時抱佛腳，希冀在下個階段摸上較被認可的學校，讓自己感受至少不會輸別人太多。直到大學過了一半，我才驚覺自己在沒有升學考試的框架下很快失去了目標。在重新探索興趣的過程中，我因緣際會接觸了《社會學動動腦》，隨即被書中從個人生活到鉅觀結構層次分明的分析所吸引，發現原來知識能夠離自己那麼近，能夠用來理解自己的日常行為與選擇、經歷的困擾與處境。然而，在知識喜悅外的現實層面，我仍有些許需要處理的問題：大學前幾年一度荒唐的生活方式，讓我在第四年需要償還所欠下的52學分債才能畢業。我咬牙努力修課，一面準備社會所的入學考試，最終如願以償應屆考上清大社會所，並於開學前透過暑修完成剩下的4學分，免除因沒修完學分而無法順利就讀考上的研究所的恐懼（這在當時是常聽聞到的都市傳說）！
碩論到博論的延伸與轉折
上述與「升學」掙扎、搏鬥過程，多少埋下我日後核心學術關懷的種子，也就是關於台灣社會的教育體制、階級文化與社會地位之間的複雜關係。從大學到研究所階段，我是半路出家藉由筆試轉到社會學的跑道，相較其他同學，我的研究興趣探索起步稍晚，在碩班花了不少時間尋找可能讓我感興趣的研究方向。然而，從高中開始玩樂團的經驗，讓我一直對文化生產的品味、權力與社會地位階序的相關問題與現象深感興趣。在進行碩士論文研究期間，我便以此為題，探討台灣的音樂教學體制中的形塑音樂類型與品味階序的相關社會機制。
在論文撰寫過程中，我開始對Pierre Bourdieu的階級與文化生產的理論體系產生莫大興趣。此外，在學術圈前輩的啟發下，我也開始關注科技與社會（STS）研究中關於「音樂科技物」與「文化品味形塑」的相關議題，並思索日後就讀博士班探的可能研究方向。在博士班申請的準備過程中，我注意到愛丁堡大學社會學系的Dr Nick Prior除了是專精於Pierre Bourdieu理論的文化社會學家，他當時的新研究方向也開始整合社會學傳統的結構、組織分析與STS取徑的文化生產與品味研究。經過一系列的考試、學校申請與計畫撰寫過程，我如願以償到愛丁堡大學於Dr Nick Prior的門下開始博士研究的旅程。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初期設定的目標是，藉由援引文化社會學與STS研究的相關架構，關注學習者的知識、技術學習、以及品味養成與音樂科技的使用之間的關連。為了能夠探索學習者品味養成的關鍵機制，我選擇一個前段公立高中熱音社作為主要田野。這個選擇主要基於：在台灣，高中熱音社是搖滾樂初入門者的聚集地，適於研究者捕捉品味養成的社會化過程與關鍵機制。此外，我所選擇的學校社團在高中熱門音樂圈中受廣泛認可的佼佼者，經常被視為活動經營的範本。在田野研究進行的過程中，我較少如一開始所設想，於文化社會學與STS的交會的層面上，捕捉到理論上具有突破性的發現。然而，進行田野研究期間正遭逢十二年國教執行前的政策爭辯，加上田野報導人於教育場域中因獨特社會位置（公立明星高中學生）而在行為與學習上展現的特質，讓我開始注意到學生的音樂品味與相應的行動、選擇模式，其實和他們的升學經驗、教育場域中的社會地位競爭之間，有著相互影響的複雜關係。
我隨後修正初始研究問題並調整研究方向，隨著相關文獻閱讀與田野資料蒐集之間的辯證，我轉而聚焦台灣明星高中的社團活動與升學體制之間的相互關係。在撰寫過程中，我將博士論文名稱定為Subcultural Distinction in East-Asian Education: The Case of High School Rock in Taiwan，於論文中我分別從青少年次文化以及Pierre Bourdieu的階級文化與場域理論角度切入，探討台灣高中社團活動與升學體制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青少年如何透過社團活動競爭、確立社會地位階序。這份論文的其中一個核心部分在於探討台灣的學術菁英青少年，如何藉由強調叛逆、重視休閒的次文化活動，強化自身在青少年同儕世界中的優越地位，進而將教育場域的社會不平等複製到青少年文化的場域中。
未來研究方向
我目前嘗試在博論的基礎上，發展幾個彼此相關的研究支線。首先是持續深化我對於升學體制、社會地位認同與青少年文化的興趣，探討盛行於台灣的標準化考試，如何形塑獨特的學習秉性系統、習癖、文化資本樣態，以及學生的社會地位與認同劃界工作。我期盼這個研究方向一方面能夠對台灣的社會階層以及階級意識相關研究帶來貢獻，同時藉由台灣教育體制與文化的特殊性，為近年興起的菁英教育與社會階層化研究帶來貢獻。其次，我也正在發展一套整合Bourdieu場域理論的次文化分析框架，試圖提出一套能夠用來分析菁英群體的偏差與次文化活動與社會地位劃界工作的理論架構。這部份的核心提問是：「優勢青少年如何透過與挑戰主流規範的次文化來取得文化秀異？這些方式如何有助於他們強化自身優越地位，並再製社會不平等？次文化生涯在他們的的社會生活與階級流動經驗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我希望藉由這個方向的理論探索，讓過去在學術傳統上彼此分隔、缺乏對話的次領域（「次文化」以及「文化品味與秀異、文化雜食」）能夠相互對話，發展一套能探討場域位置、資本、與次文化參與模式之間關係的理論工具。我期盼相關成果能夠發展出超越既有次文化研究文獻多半從弱勢群體的行動邏輯探討社會不平等的研究取徑，進一步檢視高地位行動者如何能夠藉由看似與主流規範牴觸的次文化，強化優越地位，更全面的檢視青少年（次）文化與不同場域／階級位置的複雜關係，並且探討次文化在優勢群體的社會生活與階級流動經驗所扮演的角色。此外，我也希望在未來還能夠持續進行過去被我擱置的研究方向，也就是經由連結文化社會學與STS研究中的相關理論資源，探究文化生產場域中行動者品味形塑與相關產業、類型發展的社會機制。
社會學之旅的起點
我的社會學啟蒙始於大三、大四之際。在那之前，我是聯考時代下的典型產物。國中到大學的多數時刻我經常無心課業，但又因為對家中兄長們抱有競爭心態，加上父母長輩間針對子女課業成就的相互比較，我總在升學前的最後一年臨時抱佛腳，希冀在下個階段摸上較被認可的學校，讓自己感受至少不會輸別人太多。直到大學過了一半，我才驚覺自己在沒有升學考試的框架下很快失去了目標。在重新探索興趣的過程中，我因緣際會接觸了《社會學動動腦》，隨即被書中從個人生活到鉅觀結構層次分明的分析所吸引，發現原來知識能夠離自己那麼近，能夠用來理解自己的日常行為與選擇、經歷的困擾與處境。然而，在知識喜悅外的現實層面，我仍有些許需要處理的問題：大學前幾年一度荒唐的生活方式，讓我在第四年需要償還所欠下的52學分債才能畢業。我咬牙努力修課，一面準備社會所的入學考試，最終如願以償應屆考上清大社會所，並於開學前透過暑修完成剩下的4學分，免除因沒修完學分而無法順利就讀考上的研究所的恐懼（這在當時是常聽聞到的都市傳說）！
碩論到博論的延伸與轉折
上述與「升學」掙扎、搏鬥過程，多少埋下我日後核心學術關懷的種子，也就是關於台灣社會的教育體制、階級文化與社會地位之間的複雜關係。從大學到研究所階段，我是半路出家藉由筆試轉到社會學的跑道，相較其他同學，我的研究興趣探索起步稍晚，在碩班花了不少時間尋找可能讓我感興趣的研究方向。然而，從高中開始玩樂團的經驗，讓我一直對文化生產的品味、權力與社會地位階序的相關問題與現象深感興趣。在進行碩士論文研究期間，我便以此為題，探討台灣的音樂教學體制中的形塑音樂類型與品味階序的相關社會機制。
在論文撰寫過程中，我開始對Pierre Bourdieu的階級與文化生產的理論體系產生莫大興趣。此外，在學術圈前輩的啟發下，我也開始關注科技與社會（STS）研究中關於「音樂科技物」與「文化品味形塑」的相關議題，並思索日後就讀博士班探的可能研究方向。在博士班申請的準備過程中，我注意到愛丁堡大學社會學系的Dr Nick Prior除了是專精於Pierre Bourdieu理論的文化社會學家，他當時的新研究方向也開始整合社會學傳統的結構、組織分析與STS取徑的文化生產與品味研究。經過一系列的考試、學校申請與計畫撰寫過程，我如願以償到愛丁堡大學於Dr Nick Prior的門下開始博士研究的旅程。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初期設定的目標是，藉由援引文化社會學與STS研究的相關架構，關注學習者的知識、技術學習、以及品味養成與音樂科技的使用之間的關連。為了能夠探索學習者品味養成的關鍵機制，我選擇一個前段公立高中熱音社作為主要田野。這個選擇主要基於：在台灣，高中熱音社是搖滾樂初入門者的聚集地，適於研究者捕捉品味養成的社會化過程與關鍵機制。此外，我所選擇的學校社團在高中熱門音樂圈中受廣泛認可的佼佼者，經常被視為活動經營的範本。在田野研究進行的過程中，我較少如一開始所設想，於文化社會學與STS的交會的層面上，捕捉到理論上具有突破性的發現。然而，進行田野研究期間正遭逢十二年國教執行前的政策爭辯，加上田野報導人於教育場域中因獨特社會位置（公立明星高中學生）而在行為與學習上展現的特質，讓我開始注意到學生的音樂品味與相應的行動、選擇模式，其實和他們的升學經驗、教育場域中的社會地位競爭之間，有著相互影響的複雜關係。
我隨後修正初始研究問題並調整研究方向，隨著相關文獻閱讀與田野資料蒐集之間的辯證，我轉而聚焦台灣明星高中的社團活動與升學體制之間的相互關係。在撰寫過程中，我將博士論文名稱定為Subcultural Distinction in East-Asian Education: The Case of High School Rock in Taiwan，於論文中我分別從青少年次文化以及Pierre Bourdieu的階級文化與場域理論角度切入，探討台灣高中社團活動與升學體制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青少年如何透過社團活動競爭、確立社會地位階序。這份論文的其中一個核心部分在於探討台灣的學術菁英青少年，如何藉由強調叛逆、重視休閒的次文化活動，強化自身在青少年同儕世界中的優越地位，進而將教育場域的社會不平等複製到青少年文化的場域中。
未來研究方向
我目前嘗試在博論的基礎上，發展幾個彼此相關的研究支線。首先是持續深化我對於升學體制、社會地位認同與青少年文化的興趣，探討盛行於台灣的標準化考試，如何形塑獨特的學習秉性系統、習癖、文化資本樣態，以及學生的社會地位與認同劃界工作。我期盼這個研究方向一方面能夠對台灣的社會階層以及階級意識相關研究帶來貢獻，同時藉由台灣教育體制與文化的特殊性，為近年興起的菁英教育與社會階層化研究帶來貢獻。其次，我也正在發展一套整合Bourdieu場域理論的次文化分析框架，試圖提出一套能夠用來分析菁英群體的偏差與次文化活動與社會地位劃界工作的理論架構。這部份的核心提問是：「優勢青少年如何透過與挑戰主流規範的次文化來取得文化秀異？這些方式如何有助於他們強化自身優越地位，並再製社會不平等？次文化生涯在他們的的社會生活與階級流動經驗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我希望藉由這個方向的理論探索，讓過去在學術傳統上彼此分隔、缺乏對話的次領域（「次文化」以及「文化品味與秀異、文化雜食」）能夠相互對話，發展一套能探討場域位置、資本、與次文化參與模式之間關係的理論工具。我期盼相關成果能夠發展出超越既有次文化研究文獻多半從弱勢群體的行動邏輯探討社會不平等的研究取徑，進一步檢視高地位行動者如何能夠藉由看似與主流規範牴觸的次文化，強化優越地位，更全面的檢視青少年（次）文化與不同場域／階級位置的複雜關係，並且探討次文化在優勢群體的社會生活與階級流動經驗所扮演的角色。此外，我也希望在未來還能夠持續進行過去被我擱置的研究方向，也就是經由連結文化社會學與STS研究中的相關理論資源，探究文化生產場域中行動者品味形塑與相關產業、類型發展的社會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