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社會學】從醫療社會學看疾病的篩檢技術
2020-04-24
文／洪意凌（清華大學社會所助理教授）
近日新型冠狀肺炎的篩檢議題受到廣泛的注意。四月初春假過後，有幾天全台檢驗件數每天都超過1,500件，而後又回到先前的數量，目前台灣的每百萬人篩檢數約2千人。[1]工研院、國衛院、中研院都積極投入篩檢技術的開發。[2]
篩檢跟診斷或個案發現（case finding）有所不同。對醫療社會學來說特別有趣的是，篩檢是將檢測運用在還沒有症狀的人群之中，藉此將可能發生疾病的人與比較不可能的區分開來（Armstrong and Eborall 2012）。醫療社會學者David Armstrong (1995) 曾提出監管醫療（surveillance medicine）的概念，用以理解這種將疾病視為散佈在人口之中的醫學觀。
篩檢會涉及偽陽性以及偽陰性的可能。此外，因為檢測的結果將密切地影響人們如何對待生命，所以篩檢必定是一件充滿實作以及倫理意涵的事。一個很有趣的例子是在許多國家都廣泛實施的新生兒篩檢。因為「串聯質譜儀」（Tandem Mass Spectrometry）的發明，現在只要在新生兒的腳跟上取一滴血，就可以用同一儀器篩檢幾十種疾病，使每一種疾病篩檢成本大為降低，所以即使發生率只有十萬分之一的疾病也可以進行篩檢。然而目前大部份罕見遺傳疾病並沒有特別有效的治療方式，也無法用出生時基因異常此一單一因素來預測新生兒是否會隨著年紀增長而發展出這些疾病。而即使是透過新生兒篩檢發現、後續追蹤確定患病的孩子，在經過現有治療以後，大多仍難免發展出這些篩檢所想要早期發現（以及避免）的疾病。在獲知篩檢呈陽性以及確認新生兒是否發展出罕病症狀之間的不確定期，照護者的心理負擔以及照護所需的時間精力非常龐大。因此，社會學者Timmermans與Buchbinder (2010) 將新生兒篩檢時發現基因異常的孩子稱為「等待中的病人」（patients-in-waiting）。
目前世界各國的健康照護系統採行的篩檢因為篩檢項目、實施頻率、使用者負擔的費用等因素而有所不同。然而不管是面對傳染病或慢性病、運用的技術為何，篩檢的本質是一種關於風險與不確定性的衡量這件事卻不會改變。
在疾病發生的時候，運用我們所擁有的知識以及所能發展的技術來應對，是一件積極面對疾病的事。然而，如同許多社會學研究告訴我們的，醫療作為一種面對生命的實作，它的不確定性不是運用科技就能移除的。甚至，為了降低不確定性而採行的實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本身也會衍生出不確定性 (Timmermans and Angell 2001)。也許我們終需理解，疾病除了是一件關於醫療知識與技術的事—也或許正由於現代醫療知識與技術的應用—疾病是關於社會群體採取什麼方式、為何採取這樣的方式面對生命的一種決定。
▊ 文獻來源
Armstrong, David. 1995. “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Medicine.”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17(3): 393-404.
Armstrong, Natalie and Helen Eborall. 2012. The Sociology of Medical Screeni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New Directions.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Timmermans, Stefan and Alison Angell. 2001.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linical Uncertainty, and Learning to Doctor.”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2 (4): 342-359.
Timmermans, Stefan and Mara Buchbinder. 2010. “Patients-in-Waiting: Living between Sickness and Health in the Genomics Era.”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51 (4): 408-423.
近日新型冠狀肺炎的篩檢議題受到廣泛的注意。四月初春假過後，有幾天全台檢驗件數每天都超過1,500件，而後又回到先前的數量，目前台灣的每百萬人篩檢數約2千人。[1]工研院、國衛院、中研院都積極投入篩檢技術的開發。[2]
篩檢跟診斷或個案發現（case finding）有所不同。對醫療社會學來說特別有趣的是，篩檢是將檢測運用在還沒有症狀的人群之中，藉此將可能發生疾病的人與比較不可能的區分開來（Armstrong and Eborall 2012）。醫療社會學者David Armstrong (1995) 曾提出監管醫療（surveillance medicine）的概念，用以理解這種將疾病視為散佈在人口之中的醫學觀。
篩檢會涉及偽陽性以及偽陰性的可能。此外，因為檢測的結果將密切地影響人們如何對待生命，所以篩檢必定是一件充滿實作以及倫理意涵的事。一個很有趣的例子是在許多國家都廣泛實施的新生兒篩檢。因為「串聯質譜儀」（Tandem Mass Spectrometry）的發明，現在只要在新生兒的腳跟上取一滴血，就可以用同一儀器篩檢幾十種疾病，使每一種疾病篩檢成本大為降低，所以即使發生率只有十萬分之一的疾病也可以進行篩檢。然而目前大部份罕見遺傳疾病並沒有特別有效的治療方式，也無法用出生時基因異常此一單一因素來預測新生兒是否會隨著年紀增長而發展出這些疾病。而即使是透過新生兒篩檢發現、後續追蹤確定患病的孩子，在經過現有治療以後，大多仍難免發展出這些篩檢所想要早期發現（以及避免）的疾病。在獲知篩檢呈陽性以及確認新生兒是否發展出罕病症狀之間的不確定期，照護者的心理負擔以及照護所需的時間精力非常龐大。因此，社會學者Timmermans與Buchbinder (2010) 將新生兒篩檢時發現基因異常的孩子稱為「等待中的病人」（patients-in-waiting）。
目前世界各國的健康照護系統採行的篩檢因為篩檢項目、實施頻率、使用者負擔的費用等因素而有所不同。然而不管是面對傳染病或慢性病、運用的技術為何，篩檢的本質是一種關於風險與不確定性的衡量這件事卻不會改變。
在疾病發生的時候，運用我們所擁有的知識以及所能發展的技術來應對，是一件積極面對疾病的事。然而，如同許多社會學研究告訴我們的，醫療作為一種面對生命的實作，它的不確定性不是運用科技就能移除的。甚至，為了降低不確定性而採行的實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本身也會衍生出不確定性 (Timmermans and Angell 2001)。也許我們終需理解，疾病除了是一件關於醫療知識與技術的事—也或許正由於現代醫療知識與技術的應用—疾病是關於社會群體採取什麼方式、為何採取這樣的方式面對生命的一種決定。
▊ 文獻來源
Armstrong, David. 1995. “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Medicine.”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17(3): 393-404.
Armstrong, Natalie and Helen Eborall. 2012. The Sociology of Medical Screeni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New Directions.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Timmermans, Stefan and Alison Angell. 2001.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linical Uncertainty, and Learning to Doctor.”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2 (4): 342-359.
Timmermans, Stefan and Mara Buchbinder. 2010. “Patients-in-Waiting: Living between Sickness and Health in the Genomics Era.”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51 (4): 408-423.
[1] 焦點事件 《台灣每日新增篩檢個案數》 https://www.eventsinfocus.org/issues/7145649、《各國篩檢數比較》 https://www.eventsinfocus.org/issues/7145656
[2] 〈工研院最迷你手持PCR，中研院、國衛院單株抗體將展開招商〉（報導者2020/3/30 https://www.twreporter.org/a/covid-19-mit-cdc-rt-pcr-rapid-screening-reag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