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鴻昌老師紀念文集】超越想像的社會學者
2020-03-02
文／高國魁（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2020年，當新冠病毒的疫情蔓延時，突然傳來社會學者吳鴻昌的離世消息。我不由自主放下開學的準備工作，失神墜落到年輕的回憶裡。1996年，我轉入社會系之時便認識了鴻昌學弟，進而驚喜發現我們同是化工系的逃兵。假若友誼的現實不只看今生、也可見前世，那麼在社會學界內，鴻昌與我的關係即便不是最親近的，但可能是最古老的。
我們在台大社會系所共學的天真時光橫跨了五個年頭。在我心目中，鴻昌學弟具備熱情求知、坦率直言，卻又保持低調自然的人格特質。無論輩份或才智高低，他似乎總有辦法讓談話對象感受到他的陽光活力、親切舒服，值得託付信任。我甚至認為，他散發出一種自我抹除（self-effacing）、解人武裝（disarming）的社交魅力，根本上體現了與生俱來的平等精神。
從當兵到留學的七年間，每當我放假返回台北，在夜晚突襲社會系館時，一定可捕獲正在攻讀博士的峰燦、博方和鴻昌三人，偶爾也見到定綱。我們在一樓吸菸的公共空間裡專論知識、漫談生活，維繫君子之交。這個支持團體的凝聚力量除了來自葉啟政老師門下的師兄弟情誼外，純粹只是社會學好奇，完全欠缺名位、功能和效益的現實計算。對我而言，那個秘密社群象徵學術思想的自由體驗。
鴻昌從博士班到博士後定期在台大和世新等大專院校授課。在學生口中，鴻昌老師展現深入淺出、啟發思考，而且不斷推薦新知的教學天賦。除了兼任大學教師的經常身分，他也在湯志傑老師的比較現代性計畫之下，多年受聘為中研院社會所的博士後研究員。該計畫的宗旨大致上可以扣連到鴻昌博士論文中的進階問題，也即「想像的現代性」（歷史）與「現代性的想像」（知識）。
在碩論中，鴻昌初步釐清大眾社會和人民主權的政治問題；來到博論，他轉向處理市場社會和現代想像的經濟問題。這本2012年通過的論文運用知識系譜史企圖證成「市場觀念的絕對化」論點。橫諸近十年有關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性研究，鴻昌的博論主題正好落在社會思潮的浪頭上。但甘冒不諱，我必須說，鴻昌在教職發展上遭遇到的限制親身見證了他揭示的想像現代性和現代性想像。
發揚鴻昌的博論精神，我們可推知，假若想像的現代性（歷史）暫且代表台灣社會現實的市場化，那麼現代性的想像（知識）或可代稱台灣學界價值的市場化。首先，台灣社會不只是全球世界市場化的歷史鏡像，而且由於是非西方社會，更一味鞏固「現代的太現代」的大眾民主，忽視市場自由演生的苦難。進而，台灣學界不只是台灣社會市場化的知識鏡像，而且因為是非西方學界，更執意推行「知識政治」合理化的「象徵暴力」，罔顧功利文化造成的犧牲。
知識自由原來是抵抗歷史宿命的免疫機制，特別是人社學科的批判知識。但如今台灣社會學界似乎也深陷在現代性的想像中，偏好聘用技術官僚甚且是政策宣傳的研究專長。面對鴻昌因病去世，我若不站在他的研究成果上延伸出批判知識的觀點，那這篇通訊文只會流於空洞的表揚文，要是再參照他的生前際遇和我的公共身份，還將變成可鄙的消費文。但即便如此，我寫這篇文章的終極意圖並非是要控訴心態現實的世界、社會和學界，而是想要收藏鴻昌與我的私人關係。
對於倡言理想的社會學者而言，知識是比技術更貴重的東西。我們擅長運用知識批評制度和大環境，問責集團和權力者，可是也在同時例外化批評，良善化自己。然而鴻昌的博論中有更深一層的暗示，此即知識本身是有限的主體想像，無論之於現代性，還是對於現代人。尤其當暴烈的死亡降臨時，知識的想像立即顯露其廉價的本質，接著釋放出成雙成對倫理的生命。
鴻昌死訊的衝擊當下，我腦海中頓時一片空白，隨之湧上來面對老友的追憶、憐惜、缺憾、懊悔、希望等一連串理不清的苦惱心情，好比維根斯坦所言，縱使我變作一顆石頭，但是痛苦還在持續。在瘟疫觸發的集體焦躁中，鴻昌消逝的獨特生命強有力地迫使我無心工作多日，全神專注在舊識關係，再靜靜沈入自我審視……
2020年，當新冠病毒的疫情蔓延時，突然傳來社會學者吳鴻昌的離世消息。我不由自主放下開學的準備工作，失神墜落到年輕的回憶裡。1996年，我轉入社會系之時便認識了鴻昌學弟，進而驚喜發現我們同是化工系的逃兵。假若友誼的現實不只看今生、也可見前世，那麼在社會學界內，鴻昌與我的關係即便不是最親近的，但可能是最古老的。
我們在台大社會系所共學的天真時光橫跨了五個年頭。在我心目中，鴻昌學弟具備熱情求知、坦率直言，卻又保持低調自然的人格特質。無論輩份或才智高低，他似乎總有辦法讓談話對象感受到他的陽光活力、親切舒服，值得託付信任。我甚至認為，他散發出一種自我抹除（self-effacing）、解人武裝（disarming）的社交魅力，根本上體現了與生俱來的平等精神。
從當兵到留學的七年間，每當我放假返回台北，在夜晚突襲社會系館時，一定可捕獲正在攻讀博士的峰燦、博方和鴻昌三人，偶爾也見到定綱。我們在一樓吸菸的公共空間裡專論知識、漫談生活，維繫君子之交。這個支持團體的凝聚力量除了來自葉啟政老師門下的師兄弟情誼外，純粹只是社會學好奇，完全欠缺名位、功能和效益的現實計算。對我而言，那個秘密社群象徵學術思想的自由體驗。
鴻昌從博士班到博士後定期在台大和世新等大專院校授課。在學生口中，鴻昌老師展現深入淺出、啟發思考，而且不斷推薦新知的教學天賦。除了兼任大學教師的經常身分，他也在湯志傑老師的比較現代性計畫之下，多年受聘為中研院社會所的博士後研究員。該計畫的宗旨大致上可以扣連到鴻昌博士論文中的進階問題，也即「想像的現代性」（歷史）與「現代性的想像」（知識）。
在碩論中，鴻昌初步釐清大眾社會和人民主權的政治問題；來到博論，他轉向處理市場社會和現代想像的經濟問題。這本2012年通過的論文運用知識系譜史企圖證成「市場觀念的絕對化」論點。橫諸近十年有關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性研究，鴻昌的博論主題正好落在社會思潮的浪頭上。但甘冒不諱，我必須說，鴻昌在教職發展上遭遇到的限制親身見證了他揭示的想像現代性和現代性想像。
發揚鴻昌的博論精神，我們可推知，假若想像的現代性（歷史）暫且代表台灣社會現實的市場化，那麼現代性的想像（知識）或可代稱台灣學界價值的市場化。首先，台灣社會不只是全球世界市場化的歷史鏡像，而且由於是非西方社會，更一味鞏固「現代的太現代」的大眾民主，忽視市場自由演生的苦難。進而，台灣學界不只是台灣社會市場化的知識鏡像，而且因為是非西方學界，更執意推行「知識政治」合理化的「象徵暴力」，罔顧功利文化造成的犧牲。
知識自由原來是抵抗歷史宿命的免疫機制，特別是人社學科的批判知識。但如今台灣社會學界似乎也深陷在現代性的想像中，偏好聘用技術官僚甚且是政策宣傳的研究專長。面對鴻昌因病去世，我若不站在他的研究成果上延伸出批判知識的觀點，那這篇通訊文只會流於空洞的表揚文，要是再參照他的生前際遇和我的公共身份，還將變成可鄙的消費文。但即便如此，我寫這篇文章的終極意圖並非是要控訴心態現實的世界、社會和學界，而是想要收藏鴻昌與我的私人關係。
對於倡言理想的社會學者而言，知識是比技術更貴重的東西。我們擅長運用知識批評制度和大環境，問責集團和權力者，可是也在同時例外化批評，良善化自己。然而鴻昌的博論中有更深一層的暗示，此即知識本身是有限的主體想像，無論之於現代性，還是對於現代人。尤其當暴烈的死亡降臨時，知識的想像立即顯露其廉價的本質，接著釋放出成雙成對倫理的生命。
鴻昌死訊的衝擊當下，我腦海中頓時一片空白，隨之湧上來面對老友的追憶、憐惜、缺憾、懊悔、希望等一連串理不清的苦惱心情，好比維根斯坦所言，縱使我變作一顆石頭，但是痛苦還在持續。在瘟疫觸發的集體焦躁中，鴻昌消逝的獨特生命強有力地迫使我無心工作多日，全神專注在舊識關係，再靜靜沈入自我審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