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發聲】新人發聲/黃華彥
2019-06-17
新人發聲
黃華彥/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黃華彥/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與社會學的相遇
我對於社會學式思考的興趣，肯定跟我遊走於不同文化團體之間的成長經歷有關。由於家庭緣故，我在小學後即去中南美洲巴拉圭和墨西哥的當地學校就學，短暫回國讀國中兩年和高中一年後，又去哥斯大黎加讀高中，期間首度選修社會學介紹課程。高中畢業後，我回台灣讀大學，雖然主修財金，但由於對文化衝突和社會不平等的興趣，開始選修和旁聽社會系的課程。有次課後與台大社會系林端老師聊天，才知道原來我對社會學的感應，可以用成長經驗解釋，而且更妙的是，竟然有社會學概念可以將我的知識興趣和成長經驗連結起來：身為遊走在不同文化團體的「邊緣人」，不但常有四處皆「裡外不是人」的感受，且易將一般人視作理所當然的事物，看成不自然的或奇怪的。在發現社會學與自身生存處境有如此密切關係後，我決定就讀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班
在台大社會學碩士班期間，我專攻文化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在修課階段，我有幸參加林端老師的讀書會，負責報告幾位與社會科學較為親和的當代美國漢學家之作品。後來在林端老師的指導下，我的碩士論文便採取布厄迪爾的哲學社會學角度，探討當代美國漢學重鎮郝大維及安樂哲與新儒家大師牟宗三雙方關於中西文化本質的哲學論辯。布厄迪爾在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Martin Heidegger一書中， 透過場域、身心習慣以及文化資本的社會學概念組，呈現海德格的哲學作品，如何在個人生命史以及德國的「世紀末」政治和文化狀況的交會中，佔據「脈絡中至高」的論述位置，既與保守派（國家社會主義）政治和文化社群產生強烈共鳴，又同時深刻打擊進步派（包含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政治和文化社群。在布厄迪爾的啟迪下，我採用相同角度分析牟宗三與郝大維安樂哲雙方對於中西文化的哲學詮釋。由此社會學重構，我發現雙方的論述，由於試圖處理的宏觀和微觀歷史問題、在特定政治結構中的特定立場以及知識背景，皆有根本差異，故是「不可共量的」。
博士班
在博士班階段，我轉到美國紐澤西羅格斯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 就讀。此時，我的主題領域以及理論思考出現了重大轉折。就主題領域而言，我開始關注當代社會的差異政治，以及差異政治的認知策略。特別是，受惠於羅格斯大學社會系將健康和病痛社會學與差異政治連結起來的知識傳統，我關注健康身份（「健康人」和「病人」）的差異政治及認知策略。就理論思考而言，我從原先在台灣關注的歐陸思想傳統中的現代性及結構和行動問題，轉向閱讀凸顯認知的社會基礎和效果的社會理論傳統，特別是受到美國實用主義影響的象徵互動論以及現象學式的社會學。
在認同政治研究專家Judith Gerson博士的指導下，我的博士論文 “Why Me? Reflexive Practices in Illness Memoirs”以40本在1980年到2017年出版、在美國受到慢性病友團體和學術圈推薦的慢性病回憶錄為案例，分析作者如何透過自身的病痛經驗，反省當代歐美社會中，病人和健康人的不對等再現和關係。我指出，樣本中的慢性病回憶錄作者，高度批評新自由主義下的所謂「健康主義」或是「新公共衛生」，其否定將健康視作個人權利以及集體義務，而強調健康作為個人生活方式的結果。我分析中的許多作者透過強調其在生病前的健康生活方式與中產階級身份，以凸顯「身體的雙重性」，即雖然具有一定的「可控制性」，但也同時具有根本上的「不可控制性」，進而挑戰健康主義社會因片面強調身體的可控制性、低估其不可控制性，而對病人所施加的道德怪罪。同時我也發現，有些樣本中的作者，在凸顯所有人身體的不可控制性的同時，也不忘強調可以透過集體行動來加以控制的社會結構，如何不正義地暴露出弱勢群體成員的身體脆弱性。
未來研究方向
在2019年初，我成為東華大學社會系的一員，分別開設「哲學與人生」通識課程以及社會系的選修課程「社會哲學」。準備和講授這兩堂全新的課，雖然一路忐忑不安，但也十分享受，因為能透過備課和課堂中與同學的互動，從兩個方面，延伸我在博士論文中已經浮現的「身體的雙重性」概念。首先，探討身體的不可控制性和可控制性，如何與當代關於正義的哲學和社會學反思中的「能力」和「脆弱性」產生連結。再者，從當代思潮中，關於「物質」 與「社會/文化」既相互滲透，但又各自保有相對自主性之辯論，思考身體的二重性在真實建構中的位置。
回到台灣後，除了在理論層次發展，我也在經驗研究上，延續博士論文的取徑，聚焦於台灣當代社會對於健康的個人責任之強調，如何產生道德教化以及道德界線劃分的作用，以及個人（包括病人和健康人）如何理解和應對這樣的社會文化脈絡。目前我正在改寫博士論文以歐美慢性病敘事為主的研究成果，也準備開展以台灣慢性病敘事為對象的研究計畫。由於有幸參加台灣障礙研究協會的讀書會，在未來，我也計畫較為系統性地發展在博士研究時已經碰觸的兩個相關議題：病痛以及障礙兩個概念的可類比性和獨特性，以及健康和能力兩條軸線與其他社會軸線（階級、族群、性別、性取向、國族等等）之間的關係。
我對於社會學式思考的興趣，肯定跟我遊走於不同文化團體之間的成長經歷有關。由於家庭緣故，我在小學後即去中南美洲巴拉圭和墨西哥的當地學校就學，短暫回國讀國中兩年和高中一年後，又去哥斯大黎加讀高中，期間首度選修社會學介紹課程。高中畢業後，我回台灣讀大學，雖然主修財金，但由於對文化衝突和社會不平等的興趣，開始選修和旁聽社會系的課程。有次課後與台大社會系林端老師聊天，才知道原來我對社會學的感應，可以用成長經驗解釋，而且更妙的是，竟然有社會學概念可以將我的知識興趣和成長經驗連結起來：身為遊走在不同文化團體的「邊緣人」，不但常有四處皆「裡外不是人」的感受，且易將一般人視作理所當然的事物，看成不自然的或奇怪的。在發現社會學與自身生存處境有如此密切關係後，我決定就讀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班
在台大社會學碩士班期間，我專攻文化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在修課階段，我有幸參加林端老師的讀書會，負責報告幾位與社會科學較為親和的當代美國漢學家之作品。後來在林端老師的指導下，我的碩士論文便採取布厄迪爾的哲學社會學角度，探討當代美國漢學重鎮郝大維及安樂哲與新儒家大師牟宗三雙方關於中西文化本質的哲學論辯。布厄迪爾在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Martin Heidegger一書中， 透過場域、身心習慣以及文化資本的社會學概念組，呈現海德格的哲學作品，如何在個人生命史以及德國的「世紀末」政治和文化狀況的交會中，佔據「脈絡中至高」的論述位置，既與保守派（國家社會主義）政治和文化社群產生強烈共鳴，又同時深刻打擊進步派（包含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政治和文化社群。在布厄迪爾的啟迪下，我採用相同角度分析牟宗三與郝大維安樂哲雙方對於中西文化的哲學詮釋。由此社會學重構，我發現雙方的論述，由於試圖處理的宏觀和微觀歷史問題、在特定政治結構中的特定立場以及知識背景，皆有根本差異，故是「不可共量的」。
博士班
在博士班階段，我轉到美國紐澤西羅格斯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 就讀。此時，我的主題領域以及理論思考出現了重大轉折。就主題領域而言，我開始關注當代社會的差異政治，以及差異政治的認知策略。特別是，受惠於羅格斯大學社會系將健康和病痛社會學與差異政治連結起來的知識傳統，我關注健康身份（「健康人」和「病人」）的差異政治及認知策略。就理論思考而言，我從原先在台灣關注的歐陸思想傳統中的現代性及結構和行動問題，轉向閱讀凸顯認知的社會基礎和效果的社會理論傳統，特別是受到美國實用主義影響的象徵互動論以及現象學式的社會學。
在認同政治研究專家Judith Gerson博士的指導下，我的博士論文 “Why Me? Reflexive Practices in Illness Memoirs”以40本在1980年到2017年出版、在美國受到慢性病友團體和學術圈推薦的慢性病回憶錄為案例，分析作者如何透過自身的病痛經驗，反省當代歐美社會中，病人和健康人的不對等再現和關係。我指出，樣本中的慢性病回憶錄作者，高度批評新自由主義下的所謂「健康主義」或是「新公共衛生」，其否定將健康視作個人權利以及集體義務，而強調健康作為個人生活方式的結果。我分析中的許多作者透過強調其在生病前的健康生活方式與中產階級身份，以凸顯「身體的雙重性」，即雖然具有一定的「可控制性」，但也同時具有根本上的「不可控制性」，進而挑戰健康主義社會因片面強調身體的可控制性、低估其不可控制性，而對病人所施加的道德怪罪。同時我也發現，有些樣本中的作者，在凸顯所有人身體的不可控制性的同時，也不忘強調可以透過集體行動來加以控制的社會結構，如何不正義地暴露出弱勢群體成員的身體脆弱性。
未來研究方向
在2019年初，我成為東華大學社會系的一員，分別開設「哲學與人生」通識課程以及社會系的選修課程「社會哲學」。準備和講授這兩堂全新的課，雖然一路忐忑不安，但也十分享受，因為能透過備課和課堂中與同學的互動，從兩個方面，延伸我在博士論文中已經浮現的「身體的雙重性」概念。首先，探討身體的不可控制性和可控制性，如何與當代關於正義的哲學和社會學反思中的「能力」和「脆弱性」產生連結。再者，從當代思潮中，關於「物質」 與「社會/文化」既相互滲透，但又各自保有相對自主性之辯論，思考身體的二重性在真實建構中的位置。
回到台灣後，除了在理論層次發展，我也在經驗研究上，延續博士論文的取徑，聚焦於台灣當代社會對於健康的個人責任之強調，如何產生道德教化以及道德界線劃分的作用，以及個人（包括病人和健康人）如何理解和應對這樣的社會文化脈絡。目前我正在改寫博士論文以歐美慢性病敘事為主的研究成果，也準備開展以台灣慢性病敘事為對象的研究計畫。由於有幸參加台灣障礙研究協會的讀書會，在未來，我也計畫較為系統性地發展在博士研究時已經碰觸的兩個相關議題：病痛以及障礙兩個概念的可類比性和獨特性，以及健康和能力兩條軸線與其他社會軸線（階級、族群、性別、性取向、國族等等）之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