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的入門
        我第一次接觸社會學是高二時參加英文演講比賽。記得在收到指定題目“On Suicide”的那天，我有如墜入五里迷霧，不知從何寫起。家母在一旁非常興奮的不斷重複一個法國名字，但不提供中文翻譯，只強調是經典，要我去讀那個人的書。這段青少年時期，在圖書館裡閱讀涂爾幹《自殺論》的激動和高昂的興趣，便成為社會學給我的第一印象。大學時，我選擇就讀台大人類學系。在教授們的循循善誘和教導之下，我和同學們不但廣泛瀏覽人類學著作（也包含涂爾幹的文章），四年下來，更點燃了我對文化田野的恆久熱忱。我抱著成為人類學家的夢想，在大學畢業後前往芝加哥大學讀碩士。雖然被劃分在專攻人類學的學生群，社會學研究對我的影響卻比想像中的深遠。在芝大的時候，我無意間修了幾門社會學的課，才發現自己的碩士論文題目其實屬於社會學範疇。我跟芝大社會學系認識的幾位教授也總是相談甚歡，其中Stolzenberg教授積極鼓勵我申請社會學博士班，還在email中邀請我跟他一起寫文章，令我區區一屆碩士生感動萬分，認定社會學是真愛。在美國金融海嘯的那年，我很幸運的申請上賓州大學的社會學博士班，正式開始往社會學家的道路邁進。
 
田野魂大爆發
        我主要的研究興趣是教育社會學，對家庭、中國、以及菁英研究也略有涉略。我擅長的方法是質化研究，但也懂得運用量化方法。初到賓大，我下定決心學習統計方法。碩士論文中，我在Emily Hannum的指導下，分析甘肅兒童與家庭追蹤調查 (Gansu Survey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探討大陸新生代農民工輟學打工的原因。然而幾年後，我甚是想念人類學田野，或說田野魂大爆發，因此博士論文師從Annette Lareau，用15個月的時間，在北京幾所菁英高中進行田野調查。回憶起來，當年一位系上量化專長的老師某天突然找我吃中飯，我對他的鼓勵甚至平白無故請吃飯感動萬分。誰知這其實是場美麗的誤會，多年後他告知，當時自己力勸我不要去做田野，建議繼續追求統計精進。我這田野魂，居然強烈到令我聽不出勸退聲浪，而是純粹期待早日前往田野地。在北京一年多下來，收穫豐富、資料如排山倒海的席捲而來，也讓我完成了博士論文。我發現自己研究的菁英高中生，生活中所有接觸的人、遇到的事，都圍繞著他們的考試成績。學生的考試成績不但決定同儕在校的互動模式，同時也很大程度上決定家長、老師與學生的相處方式。運用這筆田野資料與85個訪談，我的博士論文以北京高中生及其完全聚焦於考試成績的生活為例，批判過往教育社會學及地位理論中，強調多元地位體系所造成的研究的侷限。相反的，我在論文中提出所謂單元(unidimensional)地位體系的存在，並舉例說此一明體系的運作方式和個體的因應策略。
 
復原、閱讀與研究
        雖然田野調查使我的健康出現各種狀況，但感謝父母以及臺灣健保的神救援，現在定期復健，相信自己將會逐漸康復。此外，能夠在物價昂貴的費城生活多年，也必須感謝蔣經國基金會、教育部、和美國教授們的幫助。賓大的五年獎學金用完後、申請臺灣的獎學金之外，更依靠許多系上以及外系教授雇用我當研究助理才能收支平衡。與這些教授們的朝夕相處，讓我在賓大最後幾年的日子，不但能夠順利完成論文，還得以閱讀上百篇健康、人口、醫學、和經濟學的文獻。這些經驗讓我深刻體認到研究經費的重要性，紮實的訓練更是讓我意識到社會科學的包羅萬象，也明白任何社會現象都有學者們提出多種觀點，令我更是期待與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知識交流。
 
回到台灣的新生活
        我想，社會學確實是自己的真愛。畢業後回到臺灣，很榮幸加入政大社會系的大家庭，最開心的是能夠繼續追求社會學新知。暑假期間開使用臺灣的資料庫寫文章，每天早上醒來都很期待當天跑的model會告訴我什麼故事。九月開學前去北京做最後一次的田野跟訪談，雖然行程滿檔，但是跟報導人見面的喜悅完全超越四處奔波的疲累。身為學界新人，尚處於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心態。就像閱讀一篇正在開展的民族誌，我期待自己的研究能夠不斷有所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