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會知識、修辭轉折與多元現代性－華人本土化思維模式的當代意義
 
鄒川雄（台灣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所）

　　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不同程度蘊含著我們昨日所是的那個人，事實上，甚至在事物的本性當中，都可以說我們過去的那個人佔據了主宰地位，因為一旦拿現在與過去的漫長時期相比，現在就必然顯得無足輕重，而我們正是由於過去的漫長，才呈現出今日的形式的。我們完全可以說，我們之所以並未直接感受到這些過去的自我的影響，恰恰是由於它們在我們身上是如此地根深蒂固。它們構成了我們身上無意識的部份。因此我們才會表現出強烈的傾向，不承認他們的存在，對他們正當的要求置之不理。與此相反，對於最為晚近的文明成就，我們卻有著真切的意識，這正是因為他們出於晚近，還來不及被我們的集體無意識所吸納。…恰恰是因為我們尚未充分地把握它們，我們才要調動起我們有意識的心智，積極地作用於它們，從而照亮它們，使我們形成關於它們的心智圖象，認為它們構成了最基本的現實特徵，其價值無與倫比，從而也就最值得去研究。
（Durkheim，《教育思想的演進》，14頁）
 
　　「本土化」作為一種修辭的情境或姿態，有時是文人雅士所發出的思古幽情，有時可能是反現代化者為了標新立異所建構的符號遊戲，有時更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者對當代處境的自我投射；然而一個值得建議的選擇是，「本土化」是一種表態或勸勉：它是第三世界的現代土著在面臨不可逆轉的全球現代性基本趨勢，以及承繼自己文化傳統的雙重真實處境下，所做的認真、嚴肅而有創意的回應。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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