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發聲】社會學「老新人」的初登場/蔡侑霖
2018-05-16
社會學「老新人」的初登場/蔡侑霖
回首來時路：社會學與我
輾轉幾個學校後落腳花東縱谷的東華大學時，已經邁入畢業後的第4個年頭，嚴格算起來應該是個「老新人」了，以美國職棒大聯盟來說，這種曾流浪各球團的「老新人」們通常不會受到太大關注，所以接到主編吳宗昇老師的邀請時感到受寵若驚，特別感謝有這個機會可以聊聊自己與社會學。
本年度的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最近剛結束，面試過程中，有些考生表達社會學系是自己的第一志願，事實上，當年的我就是這麼說。我是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參與推薦甄試後的第一屆錄取生，當時的考試制度只允許報考1個校系，且入學後不得轉系。身在雲嘉南的私立中學，這個報考選擇在同學中是個異類，除了深受中學班導林澤震老師（據說是後悔沒進社會學系的歷史老師）以及公民科嚴明哲老師（畢業於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在高中教授自己設計的「社會科學概論」課程）的影響外，似乎也有一點「家學淵源」。
請別誤會，我的父親不是任何層級學校的老師，只是在1980年代末一波鄉土尋根浪潮並銜接到社區總體營造開展的社會脈絡中，長期擔任笨港媽祖文教基金會秘書長與執行長的志工職務，我和弟弟從小在基金會的活動中擔任小志工，恐怕就已經註定離不開公共議題。在中華電信任職到退休的父親也在張緒中理事長時代擔任過工會基層幹部，事後來看，我的碩士論文一部分涉及勞動研究，似乎也不那麼地無跡可循。
這樣的「家學淵源」使我幸運地在大學時期沒有經歷不少社會學系學生普遍面臨的親友質疑與職場前景的焦慮，但即便如此，真正的社會學啟蒙，亦即開始比較能掌握到不傾向做個人歸因、結合傳記與歷史的社會學想像，恐怕也要等到大二下的「發展社會學」與大三上的「經濟社會學」課堂，這兩門由曾嬿芬老師開授的課程也使對發展主義的反省以及政治經濟取向的分析成為我日後學術關懷的重要部分。
研究關懷與未來開展
我的博士論文與後續研究即上述關懷的產物，我認為台灣晚近幾年基於小農論述與實踐開展出對於與大型發展計畫及相關的區段徵收政策的抵抗其實是果不是因，必須放在政治經濟脈絡中加以理解。我以新竹科學園區周遭的聚落為案例，說明台灣社會歷經新自由主義轉型後，國家發展主義轉以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在大型發展計畫上的區段徵收引進BOT機制，這個轉型涉及原本公部門得以掌握為政策工具的被徵收土地與在空間規劃方面的國家職能被私有化，並將土地轉變成金融資本，宛如把土地開發權利轉為金融衍生工具。面對此一變革的在地抗爭者除了對於由資本進行的空間規劃充滿不信任外，也不願意被迫捲入土地金融化操作，承擔可能帶來的風險，進而展開反制性的集體行動。
後續與交通大學莊雅仲老師合作的研究將聚焦於在地的小農實踐，將其視為回應發展計畫與相關變遷的文化與經濟性創造活動，特別在該地區的發展計畫與區段徵收在沉寂幾年後有捲土重來的趨勢下，我們嘗試檢視在地社群如何在同質性的空間打造過程中，透過個人或群體性的創意力量投入，使其異質性生活元素獲得保持與彰顯。
除了一路走來的研究關切外，晚近高教場域備受強調的社會實踐也吸引我的注意力，這來自畢業後進入職場的文化震撼，赫然驚覺這是個強調高等教育機構從事社會實踐的時代，隨著「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於今年4月1日全面上路，可預見未來幾年會成為許多大學的兵家必爭之地。如果說兒少時經歷過的社區總體營造是第一波學術社群成員大舉投身社區，那麼如今正在見證第二波，並且易地而處，從在地社群中的小志工，轉而成為高教場域中的一員。
我並非不能體會這些高教方針的立意良善與目標高遠，然而頂尖大學與教學卓越時代留下來的遺緒仍根深蒂固，量產I級期刊論文的指標、學術工廠的形成、管理主義下的競爭型計畫與KPI達標壓力、大學行政體系的擴權，再加上學術資本主義與教育市場化的貫穿，這些構成戴伯芬、林宗弘老師等學者指稱的「高教崩壞」，在此一脈絡中再透過競爭型計畫試圖促使大學走入社區並實踐所謂的社會責任，到底會為在地社群帶來什麼樣的效應？在不敢樂觀下，好好加以反身性地檢視或許是另一個選擇。
逆著主流而行當然充滿挑戰，然而借用王宏仁老師的話，這不正是一條「社會學的人煙罕至之路」？
回首來時路：社會學與我
輾轉幾個學校後落腳花東縱谷的東華大學時，已經邁入畢業後的第4個年頭，嚴格算起來應該是個「老新人」了，以美國職棒大聯盟來說，這種曾流浪各球團的「老新人」們通常不會受到太大關注，所以接到主編吳宗昇老師的邀請時感到受寵若驚，特別感謝有這個機會可以聊聊自己與社會學。
本年度的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最近剛結束，面試過程中，有些考生表達社會學系是自己的第一志願，事實上，當年的我就是這麼說。我是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參與推薦甄試後的第一屆錄取生，當時的考試制度只允許報考1個校系，且入學後不得轉系。身在雲嘉南的私立中學，這個報考選擇在同學中是個異類，除了深受中學班導林澤震老師（據說是後悔沒進社會學系的歷史老師）以及公民科嚴明哲老師（畢業於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在高中教授自己設計的「社會科學概論」課程）的影響外，似乎也有一點「家學淵源」。
請別誤會，我的父親不是任何層級學校的老師，只是在1980年代末一波鄉土尋根浪潮並銜接到社區總體營造開展的社會脈絡中，長期擔任笨港媽祖文教基金會秘書長與執行長的志工職務，我和弟弟從小在基金會的活動中擔任小志工，恐怕就已經註定離不開公共議題。在中華電信任職到退休的父親也在張緒中理事長時代擔任過工會基層幹部，事後來看，我的碩士論文一部分涉及勞動研究，似乎也不那麼地無跡可循。
這樣的「家學淵源」使我幸運地在大學時期沒有經歷不少社會學系學生普遍面臨的親友質疑與職場前景的焦慮，但即便如此，真正的社會學啟蒙，亦即開始比較能掌握到不傾向做個人歸因、結合傳記與歷史的社會學想像，恐怕也要等到大二下的「發展社會學」與大三上的「經濟社會學」課堂，這兩門由曾嬿芬老師開授的課程也使對發展主義的反省以及政治經濟取向的分析成為我日後學術關懷的重要部分。
研究關懷與未來開展
我的博士論文與後續研究即上述關懷的產物，我認為台灣晚近幾年基於小農論述與實踐開展出對於與大型發展計畫及相關的區段徵收政策的抵抗其實是果不是因，必須放在政治經濟脈絡中加以理解。我以新竹科學園區周遭的聚落為案例，說明台灣社會歷經新自由主義轉型後，國家發展主義轉以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在大型發展計畫上的區段徵收引進BOT機制，這個轉型涉及原本公部門得以掌握為政策工具的被徵收土地與在空間規劃方面的國家職能被私有化，並將土地轉變成金融資本，宛如把土地開發權利轉為金融衍生工具。面對此一變革的在地抗爭者除了對於由資本進行的空間規劃充滿不信任外，也不願意被迫捲入土地金融化操作，承擔可能帶來的風險，進而展開反制性的集體行動。
後續與交通大學莊雅仲老師合作的研究將聚焦於在地的小農實踐，將其視為回應發展計畫與相關變遷的文化與經濟性創造活動，特別在該地區的發展計畫與區段徵收在沉寂幾年後有捲土重來的趨勢下，我們嘗試檢視在地社群如何在同質性的空間打造過程中，透過個人或群體性的創意力量投入，使其異質性生活元素獲得保持與彰顯。
除了一路走來的研究關切外，晚近高教場域備受強調的社會實踐也吸引我的注意力，這來自畢業後進入職場的文化震撼，赫然驚覺這是個強調高等教育機構從事社會實踐的時代，隨著「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於今年4月1日全面上路，可預見未來幾年會成為許多大學的兵家必爭之地。如果說兒少時經歷過的社區總體營造是第一波學術社群成員大舉投身社區，那麼如今正在見證第二波，並且易地而處，從在地社群中的小志工，轉而成為高教場域中的一員。
我並非不能體會這些高教方針的立意良善與目標高遠，然而頂尖大學與教學卓越時代留下來的遺緒仍根深蒂固，量產I級期刊論文的指標、學術工廠的形成、管理主義下的競爭型計畫與KPI達標壓力、大學行政體系的擴權，再加上學術資本主義與教育市場化的貫穿，這些構成戴伯芬、林宗弘老師等學者指稱的「高教崩壞」，在此一脈絡中再透過競爭型計畫試圖促使大學走入社區並實踐所謂的社會責任，到底會為在地社群帶來什麼樣的效應？在不敢樂觀下，好好加以反身性地檢視或許是另一個選擇。
逆著主流而行當然充滿挑戰，然而借用王宏仁老師的話，這不正是一條「社會學的人煙罕至之路」？
